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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方言言說”的社會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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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china-zesir.com 發(fā)稿日期:200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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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新聞媒體尤其是地方媒體為了提高收視（收聽）率，開始使出渾身解數，從“小眾化”到“本土化”，從內容到形式，積極尋求自救與營利之道，探尋做大做強的“傳播策略”�！胺窖匝哉f”（Dialect discourse）就是這種背景下祭出的一大法寶。2004年年初，方言版《貓和老鼠》風行于市，四川話、陜西話、東北話、上海話……各種版本大行其道�！安还芎谪埌棕垼プ±鲜蟮木褪钦尕��！敝灰惺找暵�，一切似乎順理成章。杭州電視臺的《阿六頭說新聞》、湖南經濟電視臺的《越策（長沙話：調侃）越開心》，上海電臺的《談天說地阿富根》等方言節(jié)目相繼亮相，節(jié)節(jié)攀升的收視率又使得全國其他地方電視臺紛紛效仿。一夜之間，各地的電臺，電視臺都在大搞“方言工程”，據統(tǒng)計，成都用方言播出的節(jié)目就有六七十個，占總節(jié)目量的四十分之一。[1] 低投入，高產出。“方言”這一表達方式似乎成了占領本土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的絕佳武器。
2008-2009年中國手機廣告行業(yè)研究咨詢報告 隨著移動通信網絡向3G的逐步演進和移動互聯網業(yè)務的不斷發(fā)展，手機已經成為能夠傳播文本、圖片和2008-2009年中國網絡廣告行業(yè)研究咨詢報告 2008年中國廣告經營總收入有望超過5000億元。中國傳媒經濟的重要指標之一廣告業(yè)已經成為一2008-2009年中國戶外廣告行業(yè)研究咨詢報告 2008年1-3月，戶外廣告投放額平穩(wěn)發(fā)展，沒有明顯變化。4月開始明顯上揚，受奧運效應，7月2008-2010年中國廣播行業(yè)應對金融危機影響及發(fā)展 2008年，美國華爾街危機不僅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場，而且已由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金融危機
盡管有不少聲音為媒體這一另辟蹊徑的“創(chuàng)新”舉措叫好，更有論者把這一現象解讀為媒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探索新聞本土化，“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實際的有益探索”[2] ，然而蛻去“多元化”、“本土化”、“平民化”、“原生態(tài)”的虛美外衣，我們看到的卻是媒體追求經濟利益，舍棄社會責任的“良苦用心”。
運用經濟學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及“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理論來分析這一問題可以使我們看得更清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學者R.H.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把“社會成本”定義為“一切涉及社會個別成員和集團的負擔、損失、痛苦、犧牲或辛苦的現象”。[3] “邊際成本”則指產量增加一單位，所引起的成本變動量。如增加一噸貨物的成本是10元，而由此增加的運輸成本100元就是邊際成本�？梢�，不考慮社會成本及邊際成本去分析一個“贏利模式”是不全面的。社會成本及邊際成本的一部分可以用貨幣來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到心理的感受或無形的損失，如“負擔”、“辛苦”等則無法用貨幣來度量。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媒體通過“方言包裝”這一“絕佳創(chuàng)意”贏得了市場與利潤，自身付出的是很低的成本，可謂贏利，然而其付出的社會成本及邊際成本卻很高。
“方言言說”挑戰(zhàn)普通話的權威地位，置全局于不顧，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國家對資源的配置，增加了社會的政治成本、經濟成本、法律成本、文化成本及教育成本等等。 “卓越的決策者，在傳播謀略的運籌和決斷中考慮有用原則時總是先國家、后集體、再個人，而狹隘的或自私的決策者則不是只顧本部門就是只顧他自己�！盵4] 可見“方言言說”的本質即是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卻背離了應負的社會責任，轉嫁了社會成本。自家得利，社會買單。
一、“方言言說”缺乏法律授權，增加了社會的行政成本
“推普”是國家的法定方針。從法律層面來看，各類媒體用“方言”（這里僅指民族共同語的地域變體而非社會變體）符號作為新聞敘述語言于法無據。普通話的法定地位是《憲法》賦予的，《教育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都有明確規(guī)定。五十多年來，國家在“推普工作”上不遺余力，出臺了數量可觀的法律、政策、條例，也一再要求新聞媒體率先垂范，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下的各類“方言言說”節(jié)目形態(tài)置法律政策于不顧，公然抵觸國家的相關法令，其結果是抵消了國家的推普努力，延緩了推普進程，也削弱了法律法規(guī)的剛性力量，極大地增加國家的法律成本和行政成本。在繼一系列的文件下發(fā)后，2004年10月18日，國家廣電總局再一次發(fā)出通知，要求各級廣播電視播出機構一律不得播出用地方方言譯制的境外廣播電視節(jié)目，即可視為這種“有令不行”現狀的絕好注腳。
那么，“推普”工作的必要性是否值得懷疑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境內語言有七八十種之多，“按照國內語言界的傳統(tǒng)看法，這七八十種語言分屬五大語系”[5] ，而作為漢藏語系的漢語內部，亦存在不同的方言，目前一般認為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閩方言，粵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贛方言�？芍^“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方言林立的現狀給各民族、各地區(qū)的人民交流帶來了極大的不便。“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的語文生活也與中國的國家形象極不相稱。因此需要通過官方的力量進行語言規(guī)劃，推廣民族共同語。從古代的“雅言”、“通語”、“天下通語”、“官話”、到近代的“國語”，都曾被用作民族共同語。解放后，國家開始運用行政力量進行的語言規(guī)劃，首先確定了“普通話”的標準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正如倫敦方言成為英吉利共同語的是由于經濟的原因，多斯崗方言成為意大利共同語的基礎方言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一樣，北方方言成為中國民族共同語的原因是因為北京是遼、宋、元、明、清的都城，近千年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這種中心地位使北京話理所當然成為民族共同語的語音標準；1956年，國務院發(fā)出了《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成立了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1982年“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條文寫進了憲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本法第十二條規(guī)定“廣播電臺、電視臺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用語�！钡谑臈l規(guī)定“下列情形，應當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基本的用語用字：（一）廣播、電影、電視用語用字……”；“一個國家的法定語言或官方語言就像這個國家的國旗和國徽一樣，是國家主權和尊嚴的象征，也是國家身份和民族認同的重要紐帶�！盵6]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推普工作不盡人意，還待加強，而作為推普陣地的媒體卻熱衷于“方言言說”，可見其已經背離了國家的語言政策的底線，以“本土化”之名游走在政治、法律、政策的邊緣，在給自身帶來利潤的同時卻增加了國家的相關行政成本。“盡管多年來國家和地方制定了許多語言文字政策法規(guī)，對社會語言文字混亂現象起到積極的遏制作用，但在建立完整的、系統(tǒng)的、適合今天語文生活發(fā)展的法規(guī)建設方面仍顯得滯后�！盵7] 應該說，在這方面，媒體要作的建設性的努力還有很多。
二、“方言言說”減弱了媒體傳播功能，增加了社會的整合成本
媒體的傳播功能包括“文化傳播功能（把文化傳遞給下一代，并不斷教育離開了學校的成年人，使社會成員享有同一價值觀、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文化遺產）、監(jiān)視環(huán)境、社會調節(jié)、娛樂共享的功能，又在參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社會組織的構成，社會經濟的運行等方面，發(fā)揮著獨特的社會功能。”[8] 這是對媒體傳播功能比較詳盡地概括。實際上，早在1948年，美國政治學家，傳播學的先驅羅德·拉斯韋爾在《傳播的社會結構與功能》一文中歸納了傳播的三種主要社會功能：（1）監(jiān)視環(huán)境功能；（2）協(xié)調社會關系功能；（3）傳衍社會經驗�？梢娒襟w除了傳遞信息之外，也承擔著社會整合功能。作為整合社會的重要工具，媒介通過其“議程設置”的“軟性權力”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塑造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媒休對社會的整合過程是極其復雜的�！皬暮暧^角度看，涉及到社會發(fā)展的總體目標和整個社會結構；從中觀角度看，涉及到社會各階層和集團之間的關系；從微觀看，涉及到社會心理平穩(wěn)和個人的社會行為�！盵9] 媒體的社會責任之大可見一斑。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傳播者通過大眾傳播向受眾傳遞信息或意見，首先必須選擇受眾能理解的傳播符號。語言作為最常使用的傳播符號，不但具有符號意義，往往還具有文化意義。選擇哪種語言作為傳播代碼，往往折射出傳播者的主觀意圖。新聞傳媒的“方言言說”舍棄人所共知的普通話的編碼方式，采用“方言編碼”，制造出所謂的“方言文本”以適應地域文化、地域人群的需要，彰顯出強烈的地域色彩，“私家色彩”，從媒介的公共功能而言，這違背了其“社會公器”的性質，消解了主流文化，客觀上容易造成“一方獨大”“唯我獨尊”的社會心理，不利于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文化交流與整合。許嘉璐先生就說過，如果通用語不通行，“時間長了就會影響全民族之間感情的融洽”，并指出近年來廣東一些人的“粵語優(yōu)越感”，“其實也是民族感情的離心感�！� [10]
應該承認，語言是有暗示作用的。語言的背后往往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從語言社會功能來看，它是維系心理認同，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重要力量�！白鳛檎Z言再現事實的有機整體，新聞文本的意志和社會意義具有不同的效果。文本可以超出報道者的語境所有的種種歷史的、心理的、社會的限定，表現出更廣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義。”[11] 媒體的“方言言說”立足于狹窄的本土，“接近一部分受眾而排斥甚至完全屏蔽另一部分受眾”[12] ，其負面的傳播效果顯而易見的�！胺窖匝哉f”所彰顯的強烈的地域色彩也使某些低俗的、頑固的、保守的元素披上了文化的華美外衣，得到了某種強化。地域文化當然有它的價值與地位，卻并不一定要通過方言這種形式來加以表達與強化。在“方言語境”所形成的語義場中，糟粕也很容易曲解為精華。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方言語境下形成的“狹隘的地域文化觀最終會排拒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13] 。從長遠來看，這是不利于中華民族的凝聚與整合的。陳水扁為了搞臺獨，大行“去中國化”政策，妄圖通過改變“國語”的法定地位來分裂中國，即是通過語言進而從文化上分裂族群的典型做法；而與此相反，香港鳳凰衛(wèi)視倡導“全球化視野、大中華概念”，為了擴大其在華人圈中的影響，整合華人社區(qū)，毅然采用普通話作節(jié)目，為傳承中國文化，團結全球華人發(fā)揮了重大的作用。事實證明，新聞媒體用民族共同語編排節(jié)目（欄目），不但不會削弱其影響力，還可以擴大其傳播范圍、有效地實現其傳播功能，切實承擔起傳遞信息、引導輿論、傳承文化的重任。舍內容而求形式的“創(chuàng)新”，局限于方言形態(tài)的“小眾傳播”，無法承擔其應有的社會責任，只能導致媒介傳播功能的減弱與缺位，這種做法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抵消民族凝聚力的塑造，必然增加社會的教育成本、文化整合成本。
三、“方言言說”形成了新的“話語霸權”，增加了社會的交際成本
語言首先是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存在的。和文學一樣，新聞是也是語言的藝術。借助對語言符號的編碼（encode）和解碼(decode)完成信息的傳遞過程。從新聞作品的語言類別來看，新聞語言應該包括新聞人物的語言和敘述人的語言，但如果新聞當事人（采訪對象）用的是普通話，而敘述人用的反而是方言，那只能說這種人為制造的“方言文本”實屬“硬作”，而現實中很多方言節(jié)目正是如此，給人以不倫不類之感。實際上，新聞媒介采用何種符號來傳遞信息除了要根據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外，還要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和理解原則。如果一種語言的使用不經濟，不容易理解，那么這種語言所要付出的交際成本就大。一廣西籍主持人宣布會議“開始”，大家聽到的卻是“該死”；上政治經濟課，廣東籍教師卻反復講“西游記”，同學們半天才知這一課說的是“私有制”�？梢娫谌穗H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相比之于普通話，“方言言說”的交際成本要大得多。以某媒體的一篇方言報道《路見不平一聲吼》為例：“……昨天中午2點多，我從鳳起路、中河路騎車過來，快要到體育場路口時，只見毛十個一群的男伢兒在路旁邊逛。格辰光，只看到其中一個最小的大眼睛、卷頭發(fā)伢兒朝一個遇著紅燈慢騎的女子跑過去，手腳輕快地拉開女子掛落后腰間的小皮包拉鏈。我在后面看得煞煞清爽，大吼一聲“喂”，小偷兒連忙縮手，格女子也回過頭來曉得發(fā)生了啥個事體，連忙道謝……”、“格辰光”、“煞煞清爽”，令人費解。[14] 作為大眾媒體，不知那些不懂當地土話的讀者要多花費多少腦力才能掃除“傳通障礙”，完全理解其中的含義，而用普通話詞匯“這時”，“清清楚楚”來指代，不是更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嗎？
所以，新聞媒體運用這種“方言言說”，哪怕主觀上是為了照顧當地人的“方言情結”或者滿足非當地人的“好奇心理”，但客觀上卻人為地設置了語言障礙，抬高了語言交際和信息傳播的成本，也形成了方言形態(tài)的話語霸權。也許有人會說，我的節(jié)目本來就是只給方言區(qū)的人看的，受眾定位就在本地市場，不存在增加交際成本和話語霸權的問題。且不說這種只看市場的作法對不對，從語言的角度分析，漢語的方言千差萬別，即使同一方言區(qū)，也不易溝通。如閩方言區(qū)可以分為閩北、閩南、閩東三個次方言，閩南方言又可以分為“閩南”、“潮汕”、“海南”等土語群，即使是同一種土語，也有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的差別，相互之間也是存在交流障礙的。如上海話，老年人對“煙”和“衣”，“簡”和“既”分得很清楚，而年輕人卻不分了。究竟哪一種才是正宗的方言呢？云南方言配音的電視喜劇片《春光燦爛豬八戒》在YNTV－6正式開播之際也遇到了難題：“由于是用方言配音，所以制作難度較大，特別是在選用哪種方言，才能體現劇中人物個性方面，煞是讓導演傷透了腦筋�！盵15] 可以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故“方言言說” 想要溝通便利卻無法便利溝通，想要追求平等實際上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理論上語言是一律平等的，現實中語言是有強有弱的�！盵16] 從語言學的角度說，新聞媒體通過“方言言說”來“保方抗普”、彰顯獨立身份毫無必要，盡管方言作為語言的活化石，對于研究漢語史、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也僅僅只能存在于研究層面。在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不論語言地位還是交際價值，方言都是無法和普通話相提并論。把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作為民族共同語既是行政力量推行的結果，更是語言自身發(fā)展的結果，“在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漢語數千年在廣大的北方地區(qū)發(fā)展的結果，其余六大方言卻是由于歷史上北方居民不斷南遷在南方逐漸形成的”。[17] 可見漢語的各大方言本來就是同源的，不同只在于進化的歷史不一，而北方方言的進化程度高（如北京語音沒有入聲，只有陰、陽、上、去四個調類等），影響力大，逐漸取得共同語的地位。再者，普通話也是各大方言的“公分母”，她與方言從來就不是一種完全對立的關系，如普通話的詞匯從吳方言中吸收了“尷尬、垃圾、懊惱、貨色、齷齷”；從粵方言中吸收了“酒樓、買單、打工、炒魷魚”等，所以推普并非要消滅方言，而只是為了更好地使用語言工具，整合社會文化資源，消除語言隔閡，減少交際成本。而媒體無處不在的“方言言說”倒是造成了方言與普通話的勢不兩立的表象，似乎兩者既不同源，也不同道。要知道，國家的推普目標在于“普及共同語”，尤其是在“政府機關”、“學校教育”以及“公共場所”普及共同語，是要“消除方言隔閡”而并不是要“消滅方言”。故媒體打著“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國的”、“抗拒普通話話語霸權”等等的旗號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如果說有意義的話，那也只是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制造了新的話語霸權罷了。
信息傳播與言語交際總是在一定的語言環(huán)境中發(fā)生的�！把哉Z交際行為一旦發(fā)生，語言環(huán)境便會同時發(fā)生，并對言語交際進行干預和制約�？梢哉f，言語交際的過程也是語言環(huán)境構建的過程。”[18]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媒體，應該本著自律精神，遵紀守法，站在全局的高度致力于良好的語言環(huán)境的創(chuàng)設，為凈化當前混亂的語言環(huán)境，改善和提高群眾語文生活的質量盡一已之力，因為一個良好的語言環(huán)境是交流順利暢通、社會和諧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作者簡介：邵培仁，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潘祥輝，浙江傳播研究所訪問學者。
注釋：
[1] 余華、龍曉霞：《俗文化正在流行：看〈阿六頭說新聞〉》，http://www.zjol.com.cn;浙江在線，2004年11月22日10:22。
[2] 張根生：《“阿六頭”說新聞：贏得觀眾引發(fā)爭論 》《解放日報》2004年11月18日。
[3] 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91年，頁112。
[4] 邵培仁：《傳播學導論》，浙江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69。
[5]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6。
[6] 顧雪林、潘國霖：《用科學態(tài)度維護祖國語言文字主權》，《中國教育報》，2004年9月15日。
[7] 潘祥輝：《語言學者遭遇尷尬》，《中國教育報》，2004年9月15日。
[8] 徐耀魁：《西方新聞理論評析》，新華出版社，1998年，頁70－71。
[9] 何先光：《十年新聞寫作變革》，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頁198。
[10] 許嘉璐：《1995年9月1日在北京朝陽區(qū)師范學校全國語委會培訓班（第24期）上的講話》見馬克章《新疆人學講普通話》，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
[11] 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50。
[12] 邵培仁，李雯：《語言是橋也是墻——對方言廣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的疑慮與拷問》，《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13] 邵培仁，李雯：《語言是橋也是墻——對方言廣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的疑慮與拷問》，《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14] 《今日早報》“榮哥說新聞”版，2003年7月22日。
[15] 云南電視臺：《YNTV-6開播方言版〈春光燦爛豬八戒〉》 http://news.yntv.cn/category/11101/，云南電視臺網站，2004年11月22日11：25。
[16] 李宇明：《強國的語言與語言強國》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 中國語言文字網；2004年11月22日12：25。
[17]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9。
[18] 錢冠連：《漢語文化語用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33。
Analysis of Social Cost in Media “Dialect Discourse”
SHAO Pei-ren,PAN Xiang-hui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In the back ground of increasing competition in media market,
“Dialect discourse” becomes main expression way in most exist media.But,
as the society public organ,media pursuing their benefit while
betraying their society duty that they should bear.The article
introduce the concepts of “Social cost”and “Marginal cost”
in Economy to unscramble the “dialect discourse” phenomenon
from many dimensions such as sociology,communication and linguistics.
With differentiating “social benefit”and “self benefit”,
we should thorough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cost”
increase brought by the “Dialect discourse”flooding.
Key word : Media ; Dialect; Discourse;Social co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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